作者：俄新社记者叶连娜·库兹明娜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11月9-12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俄新社采访了多名专家解答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领导人试图解决什么任务，所提出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落实这些举措时会有什么困难。

消除粗放型增长的后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议一方面旨在分析经济增速放缓；一方面，呼吁消除这种粗放型增长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其中包括人口、社会和生态后果。”

如果说经济增速放缓被视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所列举的问题则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解决。

中国试图通过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改革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而解决缺乏劳动力资源的潜在后果。

俄罗斯专家们认为，在此情况下，中国不需要特别多的资源养活更多人口，让他们受教育和就业，因为改革并不会大幅改变中国人口现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这次改革不会导致中国生育率大增。目前的生育率让中国人口数量处于减少边缘。此外，伴随着女性社会化过程的是中国家庭自觉放弃生育二胎，所以人口增长将是小幅的”。

贝格尔介绍说：“中国领导层计划通过税收改革和国企改革来解决另一个同样尖锐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为此国企中的高工资和分红将被取消。”

他说，城乡经济和文化差异对中国领导层也是一个难题。部分废除农村居民户籍、允许农地逐步自由流转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但这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

贝格尔说：“农村变革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金融资源，也需要整体上文化和城乡关系的改变。目前，中国常见的是对农村居民的鄙视态度。”

根据2013年三中全会后公布的文件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高速增长生态付出的代价予以了关注。

“河流无国界”国际联盟协调员叶夫根尼·西蒙诺夫说：“作为生态学家，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中国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有11处提到了保护环境。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到了许多最重要的环保和稳定发展机制，其中包括信息公开、对全境进行环保划分、环保的经济刺激因素、损害生态环境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

他认为，整体而言，任务部署得正确，然而却不清楚新领导层是否能胜任这些任务。国家当真省悟过来，狂热地试图通过什么方式减轻环境恶化，但形势已经如此荒废，以至于目前这根本无法带来有说服力的结果。居民的生存环境质量日益恶化。

西蒙诺夫说：“考虑到中国其它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我没有把握说，通往生态灾难道路上的不可逆点还没有过去。由此出现另一个同样可怕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蒙受的生态代价的‘出口'加快。在中国在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同时，我希望中国领导层尽快认识到自己对全球环境所肩负的责任。”

经济变革的政治目的

三中全会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巨大工程，中国从世界加工厂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的思想、技术、投资和资本的工厂。在此情况下可以推测，中国领导人不仅有经济动机，还有政治动机。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认为，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计划应该解决中共因薄熙来案而激化的合法性危机。这是习近平表现自己能够采取果断措施反腐的机会。

强化政治体制

按照新战略，经济自由化将在执政党作用得到巩固的背景下进行，也就是说，实际上政治制度得到了强化。

在贝格尔看来，习近平走的是邓小平的道路，他试图在严控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使经济自由化。1980年改革开始伴随着开始“同精神污染作斗争”并非偶然。同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在中国也可以观察到：目前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正在开展"纠正工作作风"的运动和同西方意识形态作强硬斗争。政府剥离包括干预经济在内的多项职能，但没有提到多党制问题，同中共十七大相比也没有任何大幅变化。

贝格尔介绍说：“中国打算以最认真的方式维护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筹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一个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强力机构，负责监督国内外各种风险，防止加重对当局的压力，尤其将密切关注互联网。习近平意识到，互联网可以是组织大规模反抗活动的工具。”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独立经济学家的谢国忠（Andy Xie）说：政治团结的好处是为经济自由化创造有利条件。否则，有影响力的集团将控制市场，为自身利益游说。有这种人在，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反腐运动对经济自由化是极其重要的。

他认为，这种模式对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新加坡来说很好。而从长期看，等待中国的将是民主化，因为中国太大而且多样化。

“宏大纲领”

整体而言，专家们对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方案持正面评价。

贝格尔说：“这是一个宏大纲领。如果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内能够成功落实这个宏大纲领，那么无疑，中国将达到既定目标，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一。但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从全会最终文件上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反对者做了让步。最终改革方案不像从前的版本一样激进。”

谢国忠认为，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计划目前多半是建议性的。这份计划展示出中国政府希望沿着某种方向前进，但没有介绍朝哪个方向和什么时候开始。结果是，这份计划的效力取决于官员们是否卖力实施，但这同他们的利益相悖，所以可以预计官僚机构面临的压力将上升。

李成还认为，落实计划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各地地方政府。

他说，关于国有集团将是最大阻力的推测是符合逻辑的，它们在长时间内不仅是主要的腐败来源，而且是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最复杂障碍。但新改革计划也让地方政府的利益处于极大威胁之下，他们有失去部分权力的风险。

中国国内的系列经济问题也妨碍着新战略的实施。

谢国忠认为，中国经济处于房地产市场泡沫中，而房地产市场受到影子银行体系的支撑。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整个中国经济体系都将垮掉。因此，存在限制货币政策和理性调控的极大阻力，这让国家处于紧张等待中。但在房地产泡沫没有破灭和房价没有正常化之前，就无法取得任何正面结果。可以理解，三中全会推出了光明未来的建设计划，但不解决现时问题，建设光明未来就是不可能的。

卢贾宁认为，实施新计划还需要解决中国已经熟悉的一些问题，如能源资源和人口资源匮乏等。但中国领导层也许能够靠资源分配和施展手腕来落实哪怕是部分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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